原標題：歐亞主義的誘惑①：從民間思潮到國家戰(zhàn)略
摘要：是弘揚俄羅斯的民族精神，還是向西方急劇轉向，這一問題長期困擾著俄羅斯人。在新的歷史條件，產生于20世紀初的歐亞主義成為當代俄羅斯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對俄羅斯外交、安全和經濟復興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再次成為不容忽視的大國，是新歐亞主義的“強國主義”目的。普京執(zhí)政后，延續(xù)了歐亞主義的方針和路線。在新歐亞主義影響下，俄羅斯的經濟發(fā)展戰(zhàn)略會給世界、特別是中國帶來機遇和挑戰(zhàn)。
關鍵詞：新歐亞主義 經濟 普京 強國主義
自18世紀初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大改革開始，俄國即以其獨特的國家形態(tài)和發(fā)展道路而引人關注，世人或為之驚詫，或嘖嘖稱奇。1861年，農奴制廢除，標志著俄國走上了政府主導的現代化道路，而俄國經濟現代化幾經波折，不斷改變著指導原則，嘗試著不同的理論指向。十月革命之前，俄國雖然處于西方世界經濟體系邊緣，但走的一直是西方式的經濟發(fā)展道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在一段時期內嘗試共產主義公有制的經濟發(fā)展模式。1991年，蘇聯解體。在經歷了短暫的向西方一邊倒的經濟政策后，俄羅斯總結以往經濟發(fā)展模式的利弊，走上了市場經濟+主權民主+政府主導的經濟發(fā)展新道路。自普京2000年正式執(zhí)政至今，俄羅斯經濟已經曙光再現，新歐亞主義的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思想發(fā)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新歐亞主義(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是當代俄羅斯的熱點問題，它直接關聯俄羅斯文化和社會思潮、影響俄羅斯外交。對此，國內外學者都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新歐亞主義與俄羅斯經濟轉型的關系、新歐亞主義與東北亞經濟合作的影響等相關研究還較為罕見。
歐亞主義的起源
自然地理上的俄國，橫跨歐亞兩洲，浸潤于歐洲(西方)和亞洲(東方)兩種文化，造成了文化地理上和地緣政治上的獨特景觀，促成了位于歐洲和亞洲大陸核心位置的俄羅斯文化的多元性，形成了俄羅斯的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的匯合帶(或稱結合部)特征。這種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生活方式和精神特點，對俄羅斯文化傳統(tǒng)發(fā)揮了重要的影響作用。俄國著名歷史學家瓦·奧·克柳切夫斯基指出：俄羅斯國家的歷史即是開拓土地和殖民的歷史，從16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俄羅斯民族向整個東歐平原散布開來：從波羅的海到白海到黑海、高加索山脈、里海和烏拉爾河，甚至深入高加索、里海和烏拉爾以南、以東的地方。俄羅斯部族在政治上幾乎全部聯合在一個政權之下：小俄羅斯、白俄羅斯、諾沃羅西亞一個接一個地歸并入大俄羅斯，組成了全俄羅斯帝國”。②這樣，俄羅斯成為一個地跨歐亞、幅員2280萬平方公里(殖民地面積為1740萬平方公里)的大帝國。③
縱觀公元10世紀以來俄國的發(fā)展歷程，表現出較為明顯的“鐘擺現象”，即從第一個統(tǒng)一的俄羅斯國家——基輔羅斯開始，直至20世紀初，俄國的歷史發(fā)展猶如巨大的鐘擺，擺動于“西方式”與“東方式”兩條截然不同的發(fā)展道路之間。
公元10世紀，基輔羅斯大公弗拉基米爾以強制方式率眾皈依東正教，拉開了俄國“西方化”的序幕，這一過程持續(xù)到蒙古韃靼人入侵前的13世紀40年代。從13世紀40年代至15世紀80年代，俄國經歷了長達兩個多世紀的蒙古韃靼人的統(tǒng)治，被迫走上了“東方化”的道路。盡管1480年終于擺脫了異族的統(tǒng)治，但是“東方化”進程以其慣性仍然延續(xù)了近兩個世紀，直至17世紀末。18世紀初至19世紀初，是俄國歷史上急速的“西方化”階段，先有彼得一世急行軍式的“歐化”改革，后有女皇伊麗莎白、特別是葉卡捷琳娜二世的“開明君主專制”，在他們的統(tǒng)治下，俄國的“西方化”進程加速。然而，從19世紀開始，俄國歷史發(fā)展的“鐘擺”似乎失去了以往的規(guī)律性，遲疑并固執(zhí)地擺動于“東方”與“西方”之間，它表現為亞歷山大一世的“自由主義式”統(tǒng)治和他所支持的西方式的斯佩蘭斯基改革，但同時，他又支持阿拉克切耶夫的典型的東方式“軍屯制”。亞歷山大二世時期的農奴制改革，目的在于解放農奴，但沙皇政府又試圖以“東方式”的農村村社將農民禁錮起來。19世紀特別是60年代以來，俄國資本主義艱難地邁開步伐，開始了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但是在政治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頑固地堅持“東方式”的集權統(tǒng)治。1917年，十月革命使俄國走上了一條現代化新路，然而，就在蘇聯社會主義“凱歌行進”和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還可以發(fā)現“蘇聯模式”(“斯大林模式”)仍然深陷“文化傳統(tǒng)”與“現代化”、“西方式”與“東方式”道路的吊詭悖論之中。
俄國發(fā)展模式的搖擺導致社會的分裂。18世紀初，彼得一世大力推行歐化改革，試圖以“野蠻”方式制服俄國的“野蠻”(馬克思語)。④其長遠效應是推動俄國歷史發(fā)展，其近期效應是促進了俄羅斯民族覺醒以及導致社會大分裂。準確地說，使俄羅斯社會分裂為相互對抗的“本土俄羅斯 ”和“文明俄羅斯”兩部分。對抗的結果是，在一個國家分化出擁有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和理想的兩個社會。“分裂性不可避免地將選擇道路問題擺在國家面前。如果選擇‘本土’化道路，就意味著采取伊凡四世時代啟動的東方類型道路。如果選擇‘文明’化道路，就意味著拒絕基輔羅斯、諾夫哥羅德共和國和莫斯科公國的傳統(tǒng)，接受歐洲傳統(tǒng)。俄國幾乎用了300年來解決這個難題。”⑤
18世紀80年代，持本土派立場的俄國著名學者馮維津提出了著名的“東方與西方”和“俄國與西方”的命題，他的觀點是“我們出生在西方死亡的時刻”。⑥由此，引發(fā)俄國知識分子兩個多世紀的深入思考。俄國知識階層在19世紀30至50年代展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即是俄羅斯是東方國家，還是西方國家?俄羅斯應該走西方式的道路，還是走東方式的道路?即赫爾岑所稱的“俄國生活中的斯芬克斯之謎”。隨著爭論的不斷深入，最終劃分出西方派與斯拉夫派兩大營壘。西方派主張俄國無法孤立于歐洲，固步于自己的傳統(tǒng)，必將走與西歐一樣的發(fā)展道路。斯拉夫派則認為俄國的農村村社、東正教和專制制度是其獨有的特性，完全可以根據本國的歷史特點，走迥異于西歐的發(fā)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