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擺脫奴役、渴望自由是一種本能，但如何實現(xiàn)人們渴望的種種自由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自由主義在闡述人們對自由的追求方面拓展了自由的深度和范疇，對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它同時也引發(fā)了更多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矛盾，而全球化的趨勢把窮國和富國拉在了一個時空內，使這些矛盾更加難以解決?；蛟S，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無法突破其訴求只能在某一個特殊語境下運行的局限。而作為自由主義主張的普世原則，卻無法宣稱自由主義的原則只能在一國范圍內行使，于是，自由主義宣稱的普適性與其實踐上的“特殊性”形成了一道無法化解的難題。
【關鍵詞】自由主義 現(xiàn)代化 全球化 新自由主義 民族國家
【中圖分類號】 D091 【文獻標識碼】A
自由主義是西方近代以來主要的社會思潮和政治思潮，甚至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1500年以來西方社會在思想領域的主要成就。無論這種成就在世界各國的評價如何，對其影響力所造成的社會變化都值得我們深入研究。
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現(xiàn)代社會是一個商業(yè)社會，為了維持這種商業(yè)社會的運轉，每個政府都必須尊重作為現(xiàn)代社會特征的自由。但是，這種“現(xiàn)代”的自由包含什么內容，卻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每個社會都有它的基本組織原則，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基本組織原則是根據自由主義理論而來的。就這個意義上說，自由主義是現(xiàn)代西方社會的基本哲學。自由主義一般被認為是一種政治理論，但實際上它也是一種包容性很廣的理論；除政治外，它對許多問題都有一套看法。對于自我、理性、價值的主觀性或客觀性、社會的性質等純哲學問題，自由主義對它們都有系統(tǒng)性的理論說明。自由主義對現(xiàn)代世界的影響巨大，甚至可以說，自由主義的特性也就是現(xiàn)代世界的特性。①在某種意義上，目前西方掌控的話語權就是一種基于自由主義價值體系的話語權。因此，對自由主義的了解已經成為我們剖析西方社會政治生態(tài)的一門必修課程。
理念與實踐之間的裂痕推動了自由主義理論的發(fā)展
當代的自由主義與西方傳統(tǒng)的自由理念既有淵源，也有巨大的變化。歷史上的自由主義對某種特定的善的概念有著一種強烈的道德責任感，而不是像當代的許多自由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保持中立或以權利為基點。這種古老的自由主義概念的特點是強調自由的社會準則，如市場和民主，因為它們促進了某種個人成功。它將一種對人類發(fā)展的完美主義敘述與對社會進步的堅定信念聯(lián)系了起來，因此，從傳統(tǒng)上看，自由主義或許更應被看成是共同體式的自由觀念。
然而，現(xiàn)代世界的發(fā)展卻使自由這種原本的定義發(fā)生了很多變化。從本質上看，目前各界認可的自由主義主要是一種現(xiàn)代的社會思潮。這是因為，古代人的自由與當代人所理解的自由是兩種不同類型的自由。對現(xiàn)代人而言，自由只是受法律制約，而不因某個人或若干個人的專斷意志而受到某種方式的逮捕、拘禁或處死的權利，它是每個人表達意見、選擇并從事某一職業(yè)、支配甚至濫用財產的權利，是不必經過許可、不必說明動機或理由而遷徙的權利。……最后，它是每個人通過選舉全部或部分官員，對政府的行政施加某些影響的權利。而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幾乎是兩回事。他們只是以集體的方式行使完整主權的若干部分，但他們同時也承認個人對社群權威的完全服從，所有私人的行動都受到嚴格的監(jiān)視。因此，在古代人那里，個人在公共事務中幾乎永遠是主權者，但在所有私人關系中卻都是奴隸。②
換言之，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自由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古代人的自由大體上是一種集體行動的自由，而現(xiàn)代人的自由卻是一種真正個人意義上的自由——包括言論自由和在很多涉及私人事務領域內的行動自由。而這種自由也必然地與其他領域的相應變化聯(lián)系在了一起：政治的、司法的、社會福利的，等等。所以，自由本身也已經不可能不與其他的現(xiàn)代社會的觀念和制度設計發(fā)生聯(lián)系。但也正是在這一點上，自由應該與現(xiàn)代社會哪些大觀念相聯(lián)系，開始產生了疑義。自由應該與民主密切聯(lián)系，應該是沒有疑問的。自由應該與自治相聯(lián)系，也是美國憲法制定者一再強調的。但19世紀以來，自由應當與民主結合在一起的觀點卻遭到了猛烈的攻擊。黑格爾學派甚至將自由解釋為個人完全自愿地從屬于國家的權力。另一些人則否認任何強制性的政府，把個人意志作為社會行動的最高準則。③
在這樣的爭論中，關于自由本身的屬性開始發(fā)生了變化：那就是，現(xiàn)代自由究竟是一種擺脫束縛的自由還是獲取權利的自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哪一種應該獲得更為優(yōu)先的位置？
對此展開的討論，密爾的思想最具代表性。他的《論自由》被認為是論述現(xiàn)代自由的經典。研究自由主義的著名學者理查德·伯拉米指出，密爾通過對邊沁的批判表明，他反對那種被我們稱為是對消極自由的“狹隘的讀解”，僅僅將其看成是擺脫了外界束縛。密爾相信，邊沁將自由定義為在人類需求的滿足中不受阻礙，很容易導致曲解。他認為，由于能夠得到滿足的需求數量是固定的，因此理論上講人類的自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那么，只要減少欲求，我們就能擴大自己的自由。而在密爾看來，人類自由的價值就在于個人能以無限多的方式增加并擴展他的需求。人類自我表達的潛能是無止境的；對它的任何限制都是對人類自由的制約。這種觀點使密爾堅持自由即自主性。如伯林所提到的，密爾駁斥邊沁的心理學是因為“對他來說，人類有別于動物主要因為……他是一個能夠選擇的存在，……是目標，而不僅僅是手段的探求者”。④
然而進一步的歷史研究，尤其是英國與歐洲其他自由主義傳統(tǒng)之間的對比，令伯拉米改變了自己的立場。他發(fā)現(xiàn)，大部分歐洲大陸自由主義者是親英派。但事實證明，盡管歐洲大陸的經濟和社會都處于現(xiàn)代化過程當中，自由主義政權的建立在大陸要比在英國更困難。這就迫使這些理論家們比他們的英國同行們（如果不是蘇格蘭同行的話）更充分地對自由制度的社會和文化前提條件加以研究。他們開始質疑現(xiàn)代社會之發(fā)展是否必然是為了支持自由主義所提倡的關于個人發(fā)展的價值觀與形式的。一方面，社會分化、增加的復雜性以及相互關聯(lián)的理想與利益的多元主義，另一方面經濟與社會內部官僚政治的組織形式的發(fā)展，使得個人生活比早期的自由主義者所認為的具有更大的沖突性和更小的自主性。市場和民主分別都變得不再具有企業(yè)家精神和縝密的特點，因此也就不再能促進傳統(tǒng)上與自由主義特征相關聯(lián)的那些特性了。于是，歐洲大陸的理論家們不得不用更現(xiàn)實主義的話語對自由主義進行再思考，并探討了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在復雜的、多元的和官僚政治的社會中將會如何運作。
一些自由論者同意，有必要更多地從明確的政治意義上對自由主義重新加以思考，而不像過去多停留在形而上學或是倫理的意義上。然而，更強硬的自由論者拉茲重新提出了關于傳統(tǒng)自由主義中的完美主義和進步的觀點，主張自由論中的自主性與現(xiàn)代社會的多元主義是相互支持的。非多元主義的和非自由的文化是注定要衰落的，盡管自由論者有謹慎的、以公正為基礎的理由，來使這一過程盡可能地避免痛苦。自由意志論者則更頑固些，但觀點與之相似。他們認為，市場給予了個體以選擇任何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機會，只要他們愿意承擔相應的代價。這樣一來，它就提供了最公平、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以此來決定誰應當繼續(xù)存在，而最不受歡迎的和最不可行的則會立刻遭遇失敗。⑤
無論如何，這樣的一些爭論絕非是學者們心血來潮或學術偏見所致，而是他們所處的社會現(xiàn)實要求提供切實解決問題的思路或答案。事實證明，這樣的一些爭論與復雜的社會問題、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糾纏在一起，很難尋找到一個歐美各國都能接受的一般原則。但從學術思想的發(fā)展而言，自近代以來，圍繞著一系列西方社會發(fā)展亟須解決的問題，自由主義的理論發(fā)展與時俱進，還是在爭議中產生了十分豐富的學術成果，如果可以簡單開出一批清單的話，其主要內容應該包括下面一些東西：比如以賽亞·柏林關于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的論述，提出了具有兩個不同概念的自由；德沃金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某種特定平等概念上的理論，換言之，自由與一定的平等具有重要的關聯(lián)；哈特與德弗林則對社會是否有權利以及是否應該用法律來強迫人民遵行它提倡的價值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海耶克則認為法治而非權利是自由的基礎；諾齊克的極端自由主義則要求“最低度的國家”，國家只承擔一個守夜人的角色；羅爾斯的《正義論》則從社會契約的角度為自由主義的實施提出了兩個公正的原則：第一為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第二則是“差異原則”，第一原則主要是指機會均等的政治權利，第二則是指物質方面的分配。⑥然而，自由主義卻不能忽略一個人性的基本需求：人必須與別人發(fā)生關系，同別人聯(lián)系起來。這種與別人保持一致的需求乃是人的最強烈的欲望，甚至較性欲以及人的生存欲望更加強烈。⑦這樣一種“社會性”的自由屬性給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造成了巨大的困惑。換言之，自由主義必須由社會或政府來提供保障自由的基本條件，否則這樣的自由也就不復存在了。在20世紀60年代，甚至有自由主義學者轉而論述“自由主義的終結”。其立論分析基于二點：首先是從自由主義的原則和起源，以及基于其原則產生的政府和政策之間的內在矛盾；其次則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政府本身，它過時的意識形態(tài)和弄巧成拙的政策。最終是政府既無法計劃“自由”，也無法達成正義。⑧
換言之，自由主義理念與實踐之間產生的裂痕，并不能通過簡單的學術爭議來得到解決。
現(xiàn)代國家是自由主義生存的土壤和穩(wěn)定發(fā)展的平臺
如果從自由主義本身的內容進行分析，可以這樣認為，雖然它的內核沒有發(fā)生根本性的變化，但它與社會其他領域關系的邊界，卻一直處于變動之中。要維持一個人具有自由生活的能力，需要基本的物質保障，需要自由的遷徙；要從事商業(yè)的自由貿易，需要有一個公平的法律體系；要對政客們的行為具有約束力，人們就需要投票權和其他的監(jiān)督機制?？傊?，自由主義發(fā)展的歷史證明，自由主義的理念要得以實施，需要一個堅實的平臺，而這個平臺本身，并非上帝自動提供，而是歐洲各國，在現(xiàn)代化的進程中逐步地構建起來的。在這種意義上，自由主義既是一種社會政治思潮，也是各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強大推動力——它要求各國的現(xiàn)代化按照自由主義的價值軌道運行，并最終給自由主義提供一個可以實現(xiàn)其理念的平臺。
如果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現(xiàn)代自由主義的發(fā)展，可以認為，歐洲各國1500年以來的歷史就是構建自身得以按照現(xiàn)代標準生存的歷史。畢竟，人類社會的自由并非一個空泛的概念，它要求與之相適應的一切硬件：一個有效的現(xiàn)代國家機器，一個法治的社會，一個有著競爭政黨的政治制度，有選舉和議會，國家首腦有任期，公民能獲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國家的安全和利益能得到有效的維護，等等。沒有這樣的一些硬件，自由主義就只能是一種社會思潮，一道飄在空中的彩虹。近代以來各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大師，基本上產生在歐美發(fā)達國家而非第三世界，似乎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這樣的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現(xiàn)代國家是自由主義得以生存的土壤和穩(wěn)定發(fā)展的平臺，而自由主義則是推動這一類國家發(fā)展的主要社會思潮之一。
一旦將自由主義理念與西方發(fā)達國家發(fā)展歷史聯(lián)系起來，自由主義就不那么抽象和難以把握了。因為，自由主義理念的實現(xiàn)只能在一個人類社會的實體中，這個社會必須提供一個適宜自由主義生長的平臺，同樣重要的是，這個平臺只能通過各個國家完成自身的現(xiàn)代化任務才能構建起來。換言之，要使自由主義的理念得以落實，首要的任務就是實現(xiàn)自己國家的現(xiàn)代化。
沒有一個現(xiàn)代國家，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根基。但是，現(xiàn)代化并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也不僅僅是一個國家被動地反映國際關系的變化，它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一個技術手段日新月異的時代，為了不被淘汰，而必須在全球范圍內尋找自己的位置的拼搏和努力；不僅與相鄰的對手，而且要與世界范圍內最先進、最強大的國家角力的過程。這一過程，必然觸及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觀念文化、軍事組織、社會結構以及經濟發(fā)展等多方面的變化，并且，一個國家一旦參與這場競爭，就永遠不可能止步，因為其余的參與者不可能讓你止步，除非你完全服從其余大國為你安排的角色。在這個意義上，15世紀從西歐開始的現(xiàn)代化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蛟S也可以這樣認為，人類在此之前的一切競爭都還是地域性和區(qū)域性的，但是自15世紀開始，人類的競爭便成為全球性的。由于“現(xiàn)代化”的這種全球性質，參與競爭的對手眾多，無論是一時的成功者還是失敗者，都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這也就激發(fā)出所有參與者創(chuàng)造的潛能與激情，結果便在政治、經濟、管理、技術、觀念與體制等方面不斷產生新的東西與新的標準，并成為人們對現(xiàn)代化的定義不斷加以補充和擴展的根本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說，現(xiàn)代化又是一股浩浩蕩蕩的洪流，正如托夫勒所說，把歷史比喻為變革的浪潮，比泛泛談過渡到“后現(xiàn)代主義”，更具有能動性和展示性。浪潮就是能動的，當浪潮一個接著一個向前沖擊時，強大的逆流也會一股跟著一股向前涌去。當歷史的浪潮相互沖擊時，整個文明也就會互相沖突。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上發(fā)生的許多今天看來似乎毫無意義，或是偶發(fā)的事件，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角度看，卻會對未來的世界發(fā)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在遭遇到現(xiàn)代化的挑戰(zhàn)時如何應戰(zhàn)，實際上也是一個民族在外部的壓力下能否成功地將壓力轉化為動力，促使內部進行變革的過程，如果以歐美國家為例，也可以說是在某種程度上按照自由主義的原則改造社會的過程。這一過程進行得越順利、越徹底，這一民族在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可能取得的成就也就越大，反之亦然。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現(xiàn)代化程度越高，其自由主義理念得以落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從歷史的角度看，沒有一個現(xiàn)代國家，沒有一個類似的平臺，哪怕僅僅是處于構建過程中的平臺，自由主義也始終只能是知識階層的某種精神標記而不可能是一種大眾的價值追求。于是，自由主義與發(fā)達和不發(fā)達的問題密切相關，與一個國家的現(xiàn)代化程度相關，這樣一個發(fā)達的現(xiàn)代的平臺究竟應該有哪些要素，就不是一個可以忽略不計的問題了。
按照我們的體會，這些最終在現(xiàn)代化的競爭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的民族，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發(fā)達國家，都有下面一些共同的特點：第一，及時地建立了有效的國家機器和行政體系，能以一種民族國家的集團形式參與國際社會的競爭；第二，將內部的矛盾沖突始終控制在一個合適的范圍和時間內，并盡可能將內部的矛盾通過協(xié)商化解；第三，無論是否解決了政治的民主化問題，都在依法治國的原則上取得了一致，可以這樣認為，沒有法治就沒有現(xiàn)代國家的繁榮；第四，在工業(yè)的起步階段都奉行過重商主義國策，并大力發(fā)展海上貿易（而這一點，似乎又與自由主義的原則不甚吻合）；第五，密切關注他國的發(fā)展，盡可能利用一切有利的國際機遇，使自己能夠利用自身的優(yōu)勢在一個特定領域脫穎而出。除此之外，還有一個也許人們都知道，但卻很少作為重要原因分析的因素：即一些重要的個人在本民族的發(fā)展關鍵時期起到了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如果沒有這樣一些人物的推動，有些國家就不可能有目前的地位，甚至根本就不存在了。而這樣的領袖人物是否愿意奉行自由主義的價值準則，對這些國家以后的發(fā)展也具有深遠的影響。
最明顯的例子是現(xiàn)代德國。沒有俾斯麥，或許就沒有現(xiàn)代統(tǒng)一的德國。因此俾斯麥的歷史功績應予以充分的肯定。但由于這個統(tǒng)一事業(yè)，是由普魯士的容克地主由上而下發(fā)動王朝戰(zhàn)爭來實現(xiàn)的，容克資產階級的保守思想和強權政治文化實現(xiàn)了絕對統(tǒng)治，而自由主義思想和民主政治文化始終處于從屬地位，在德意志帝國留下了大量封建專制的殘余和軍國主義因素，這對以后德國歷史發(fā)展產生了很多不利影響，甚至成為發(fā)動兩次世界大戰(zhàn)的誘因之一。而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失敗，對日本后來成為東亞的戰(zhàn)爭策源地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換言之，現(xiàn)代化平臺的搭建并不能自動轉化為自由主義的平臺，然而，自由主義對于這樣一個平臺的穩(wěn)定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德意日軸心國成為二戰(zhàn)的策源地，與自由主義在這幾個國家始終不占上風是不是有必然的聯(lián)系，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但二戰(zhàn)后盟軍對這三國的改造，在德國和意大利都十分徹底，自由主義政治占了上風，從勃蘭特到默克爾，對納粹和二戰(zhàn)的罪行都一再譴責，勃蘭特的驚世一跪，也已經成為德國脫胎換骨的標志；而日本卻比較微妙，美軍對舊日本的改造是不徹底的，或者說，制度的現(xiàn)代化是成功的，但精神層面的現(xiàn)代化卻是滯后的；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似乎建立了起來，但軍國主義的幽靈卻始終不散。其結果應該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在歐洲沒有人再擔心德國會發(fā)動新一次的戰(zhàn)爭，而東亞各國，尤其是中國和韓國，對于日本卻始終不能釋懷，甚至美韓同盟也不能使韓國減輕對日本的戒備。而日本安倍政府越來越“出格”的言行，甚至使美國也感到了絲絲涼意。這樣一種現(xiàn)象的根源是耐人尋味的。自由主義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固然可以探討，但在抑制各種軍國主義思潮復活方面，顯然具有毋庸置疑的積極作用。希特勒等法西斯勢力上臺的首要行動，就是強力打擊各種自由主義的團體和思潮，最大限度地收回公民的自由權限。或許可以說，自由主義的屬性是軍國主義和其他極端思潮的天敵。從這個角度看，自由主義作為衡量西方發(fā)達國家現(xiàn)代化是否徹底的一種重要標準也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
全球化使自由主義基本原則及構建平臺遭遇重大挑戰(zhàn)
從一個較為狹窄的范圍上講，世界近現(xiàn)代史發(fā)展的主線基本上在西方，這并非是對世界其余國家歷史的歧視，而是因為現(xiàn)在意義上的“世界”基本上是歐洲文明擴張的結果。西方也不僅僅是一個方位的概念，而是一個地理、政治與文化的綜合概念。從地理概念上講，所謂西方就是中國以西的地方，所以中國古代有唐僧西天取經的故事。但自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方開始具有了一些特殊的含義，它只是專指世界發(fā)達國家，所以開始有了東方與西方，甚至東風與西風的提法。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又有了西方7國集團（現(xiàn)已發(fā)展為8國集團，不過俄羅斯在其中的地位比較微妙），所以，西方實際上已經成為了發(fā)達國家的一個代名詞。
但問題是，全球化已經使自由主義構建的平臺再次遇到了麻煩。如果說自由主義如何影響現(xiàn)代國家建設和公民的權利原本只是西方國家的“內部事務”，現(xiàn)在卻成為了全球事務。于是，麻煩就來了：西方在要求發(fā)展中國家按照自由主義的理念改造自己的社會時，是否同樣愿意讓這些國家分享全球化的紅利？有學者計算，1500年前，西歐人均土地占有面積約為24英畝，地理大發(fā)現(xiàn)將這一數字擴大到了148英畝，增加了6倍。⑨無論從空間、物質還是從市場方面來看，這筆巨大的資源都對西方的發(fā)達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換言之，西方國家的發(fā)展，或者說自由主義得以立足的平臺，無論從何種角度解讀，都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率先分享全球化紅利的基礎之上的。那么，自由主義要把自己的理念推廣到全球，就不是一個簡單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了：那就是西方國家是否愿意與全球的后發(fā)國家分享全球化紅利，甚至對后發(fā)國家做一些補償？
雖然西方的一些人道主義組織和一些官方的援助，對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發(fā)展和社會發(fā)展起到了無可否認的推動作用，但總體而言，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差距在二戰(zhàn)后反而越來越大。
從世界銀行對全球120個國家財富分配情況的調查結果看，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瑞士與最貧窮的國家埃塞俄比亞所擁有的人均財富有著天壤之別，瑞士人均財富為64.8241萬美元，埃塞俄比亞則人均只有1965美元，相差近330倍。這個差距恰好反映了最富裕的西方發(fā)達國家集團與最落后的貧窮國家之間的貧富鴻溝。按照國際衡量標準，每人每日收入不到1美元即為赤貧。目前全世界大約有13億人生活在這一水平以下，其中8.4億人挨餓或營養(yǎng)不良，10多億人不能享受最起碼的醫(yī)療服務、基礎教育和飲用自來水，20億人用不上電。更為嚴重的是，南方欠北方的外債總額已經從1991年的7940億美元急增至目前的3萬多億美元。為什么窮國會每況愈下呢？有分析認為，窮的根源在于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資源衰竭，不論是礦產資源還是土地資源，經過長年累月的殖民掠奪以及無節(jié)制的開墾，再加上不斷的天災人禍，人們賴以生存的有限資源已經消耗殆盡，因此許多非洲國家的經濟仍在原地踏步。⑩
對此現(xiàn)象，西方學界開出的自由主義藥方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化程度不高，因此應該大力發(fā)展市場化的自由主義經濟體系，減少國家的干預。結果是，在上個世紀80年代，新一波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浪潮，幾乎橫掃了世界大部分國家和地區(qū)，“華盛頓共識”就是建立在這種思潮基礎之上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發(fā)展中國家和前蘇東國家先后被迫或主動實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而一向被視為政府主導型市場經濟模式之典范的東亞和具有因社會改良而使“資本主義文明化”之譽的西歐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向新自由主義轉向。法國學者布迪厄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旨在摧毀集體結構的綱領，他說：“解除金融管制，從而實現(xiàn)一個純粹和完美的市場，這個新自由派的烏托邦的運動是通過采取各種政治措施來達到的。采取這些行動的目的是對任何可能對純粹的市場法則構成障礙的集體結構提出質疑。”在世界范圍內，這些“障礙”包括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政府積極干預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等，隨著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被淹沒在“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單一話語里，新自由主義在全球的話語霸權地位也得以確立。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銀行低息貸款的誘惑下，拉美國家大量舉借外債。但到了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緊縮政策，利率大幅提升，拉美國家的外債負擔驟然加重，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借機要求這些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1985年美國提出“貝克計劃”，其主要內容包括：要求拉美債務國家實行國有企業(yè)私有化；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開放資本和股票市場；放松投資限制，為本國和外國投資者創(chuàng)造更好的投資環(huán)境；實行貿易自由化和進口管制的合理化；改革稅收體系和勞動力市場，以及改正價格扭曲現(xiàn)象，以此作為進行債務談判的條件。其后于1989年再提出“布雷迪計劃”，敦促拉美國家加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各國迫于外來壓力，被迫接受了苛刻條件，通過經濟市場化、私有化和國際化的調整改革，逐漸改變了過去的“進口替代”內向工業(yè)化發(fā)展模式。?
然而，這樣的一場改革對拉美國家而言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很多曾經還不錯的南美國家現(xiàn)在長期停滯不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這些國家的自然資源豐富，發(fā)展起步的時間也早于亞非其他地區(qū)，但在奉行自由主義政策之后，卻長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2015年初到中國訪問的南美厄瓜多爾領導人科雷亞總統(tǒng)，以“新自由主義是歧途”在清華做了一次報告。在演講中，科雷亞總統(tǒng)介紹了厄瓜多爾經濟上發(fā)生的巨變，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該國的影響。他主張“政治經濟不分離”，并且認為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倡市場機制，反對人為干涉經濟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系”的經濟自由主義不科學，是“趨于宗教的迷信”，“國家應該采取行動干預經濟，厄瓜多爾的經濟發(fā)展就是證明”。?
然而，西方并不愿正視自由主義改革在這些國家失敗的根源，卻指責這些國家未能按照自由主義原則改造自己的國家機器。由此，民主化、自由化的浪潮開始在西方的主導下席卷了中東、中東歐和西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原蘇聯(lián)范圍的一些新成立的國家也同樣面臨這種思潮的沖擊。
在這種思潮沖擊下，無論這些國家政局是否還能保持穩(wěn)定，一個基本的評估是，這些國家都未能完成為自由主義的實施而搭建現(xiàn)代化平臺的任務。而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后果是，雖然這些國家的民眾尚未獲得享有自由主義界定的那些權利，他們卻可以通過移民、通過互聯(lián)網而分享到自由主義的部分思想：這與上一個世紀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全球化至少在信息流動和移民方面部分地做到了自由化，盡管在很多國家這一點依舊有著很高的門檻，但已經不可能完全隔離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的交流了。于是，這種趨勢逐漸使發(fā)達國家的“內部事務”變成了外部事務。
2015年1月7號，位于巴黎市中心的《查理周刊》遇襲，包括編輯在內的12人遇害。1月9號，兩名槍手在巴黎東北30英里的一家印刷廠內被警察包圍后擊斃。1月11號，星期天，法國發(fā)起了自二戰(zhàn)以后規(guī)模最大的游行，超過一百萬人參加。多國政要和法國總統(tǒng)奧朗德手挽手的照片旋即出現(xiàn)在全世界的媒體上。這一事件表明，原本在西方各國內部經歷了幾百年逐步協(xié)調好的各種社會關系，包括宗教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等共識，再次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戰(zhàn)。如果說，西方國家過去主要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礎上奉行自由主義原則，并且在社會經濟和文化方面通過各種形式的斗爭逐步達成了社會共識，那么，現(xiàn)在這些國家則必須在新的基礎上來重新尋找自由主義的共識了。法國的《查理周刊》事件折射的并不僅僅是西方言論自由的限度問題，也不是簡單的宗教寬容問題，而是因為全球化的因素，自由主義的基本原則再次遇到了重大的挑戰(zhàn)：那就是，其他宗教和非西方的社會，能否真正地信奉西方的自由主義原則？如果其他主要宗教并不愿意“皈依”自由主義的理念，那么，即便西方社會能夠尊重其他宗教信眾的選擇，其他信眾也未必會按照此種自由主義的原則行事。所以，由于全球化人口和信息流動，自由主義原則會再次在自己的“領地內”遭遇空前的危機。如何協(xié)調這種危機，至少目前還看不到一種較為合理的方案。
從西方歷史的經驗分析，可以認為，自由主義的本質就是在一個現(xiàn)代平臺上，在擁有基本的生活保障的前提下，按照法治的規(guī)則充分享受個人擁有的在這個范圍內的最大行動自由。然而，全球化和自由主義的本質卻要求不僅僅在某一范圍或某一平臺才能享受這種自由，而是要求所有的人類個體都能享有這樣的自由。這就產生了無法客服的困難：因為目前的世界依然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構成的世界，民族國家也是一個基本的安全、生產和福利的結算單位。個人不可能超越國家而生存并享有自己的自由。要使每一個人（注意，這里所指的是全世界的每一個人，而不僅僅是發(fā)達國家的公民）都享有自由主義所規(guī)定的那種自由，那么，即意味著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和它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經濟、社會、司法和福利的自由，都能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地遷徙和尋找適合自身的工作。這樣美好的場景，想必不會遭到普羅大眾的反對，但目前充分享有這些自由權利的精英，尤其是發(fā)達國家的上層，是否真正愿意讓大家分享這樣的自由，卻是令人懷疑的。
無論從何種角度解讀，自由肯定都是一個具有正能量的字眼。人們擺脫奴役、渴望自由是一種本能，但如何實現(xiàn)人們渴望的種種自由卻是一個永恒的難題。自由主義在闡述人們對自由的追求方面拓展了自由的深度和范疇，對歐洲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起到了十分積極的作用。但它同時也引發(fā)了更多的社會、政治與經濟的矛盾，而全球化的趨勢把窮國和富國拉在了一個時空內，使這些矛盾更加難以解決?；蛟S，在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自由主義無法突破其訴求只能在某一個特殊語境下運行的局限。而作為自由主義主張的普世原則，卻無法宣稱自由主義的原則只能在一國范圍內行使，于是，自由主義宣稱的普適性與其實踐上的“特殊性”形成了一道無法化解的難題。如何化解這道難題，既取決于人類對于未來世界的構想，也考驗著人類的智慧。
注釋
①石元康：《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年，“序言”。
②［法］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xiàn)代人的自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35頁。
③［美］愛麥伯恩斯：《當代世界政治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35頁。
④⑤［英］理查德·伯拉米：《重新思考自由主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4頁。
⑥參見石元康：《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理論》，上海：三聯(lián)書店，2000年。
⑦［美］埃利希·弗洛姆：《在幻想鎖鏈的彼岸》，張燕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32頁。
⑧Theodore J. Lowi, The End of Liberalism, Ideology, Policy, 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 W.W.Norton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69, preface.
⑨E. L. Jones, The European Miracle, Environments, Economie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History of Europe and Asia, Cambridge, 1981, pp.82-83.
⑩翁東輝：《全球南北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經濟日報》，2005年12月20日。
?曾楊希：《新自由主義嬗變?yōu)閲H金融壟斷資本的理論工具》，環(huán)球網，2015年2月6日。
?劉瑾：《厄瓜多爾總統(tǒng)清華大學演講：新自由主義是歧途》，環(huán)球網，2015年1月8日。
The Essence of Liberalism and Its Unsolvable Problem
Chen Xiaolv
Abstract: Avoiding slavery and aspiring for freedom is a kind of instinct, but how to achieve the various desired freedoms is an eternal problem. Liberalism expanded the depth and scope of freedom in explaining people's pursuit of freedom,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helping Europe to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But it also caused many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Moreover, globalization puts the poor and rich countries together from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perspectives, making these issues more difficult to solve. Perhaps for a long time in the history, liberalism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its demands and could only run in a particular context. And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it has been advocating has no right to claim that the liberal principle can only be applied in a certain country. As a result,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liberalism publicizes conflicts with its "specialty" in practice, which causes the unsolvable problem.
Keywords: liberalism, modernity, globalization, neo-liberalism, nation-state
【作者簡介】
陳曉律，中國南海研究協(xié)同創(chuàng)新中心平臺長，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世界近現(xiàn)代史、英國史和現(xiàn)代化。主要著作有《在傳統(tǒng)與變革之間──英國文化模式溯源》（合著）、《英國福利制度的由來與發(fā)展》《世界各國工業(yè)化模式》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