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秉持兼容并包、合作共進的治理理念。文化是一個民族區(qū)別于其他民族并獲得自身獨立性的根本，一個民族“是否喝牛奶，不在于牛奶是否有營養(yǎng)，而在于這個民族的文化”。?就我國而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枝繁葉茂，是一個極其復雜的有機整體。今天，包括各民族文化在內的整個中華文化正面臨著傳統(tǒng)與現代、本土與世界、本族與他族、交流與碰撞、沖突與融合的復雜情境，我們對自己的文化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是要汲取傳統(tǒng)文化精華，夯實社會治理的文化根基，使之與現代文化相融合，并凝聚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部分，讓我們的各項社會治理制度嵌入于中華文化這片沃土。另一方面，要努力“以更加開放的胸襟、更加包容的心態(tài)、更加寬廣的視角，大力開展中外文化交流”，?學習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在推進文化多樣化的同時實現包容、合作與共治式社會治理，讓不同種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開展各種形式的文化交流，便于我們在相互比較中吸收世界各國的先進文化，使之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在增強自身文化自信的同時增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互信，達到“美人之美、美美與共”。
第四，堅持底線思維，構建民生為本的治理體系。社會福利是現代社會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可以說是社會治理的基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發(fā)達國家紛紛建立起現代福利制度。但是，在福利剛性與經濟增長放緩的雙重作用下，20世紀70年代以來大多數福利國家紛紛陷入了“福利危機”，以至于一些國家不得不設法“拆散福利國家”。?這意味著西方國家并沒有找到唯一的、普遍適用的福利模式。
我們要努力探索更加公正并可持續(xù)的社會福利模式，以解決各項福利待遇剛性有余而柔性不足、追求普惠而差異失當、重視均等而輕視激勵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是把社會福利支出與財政可持續(xù)協調起來，在基礎部分講公平，非基礎部分講差別，找到公平與效率的均衡點。為此，我們必須明確哪些項目是基礎的、必不可少的，基礎線應該劃到何處、以確保民眾的基本需求得到滿足。還要明確各個主體的責任范圍與責任界限，尤其要規(guī)制好中央與地方政府、各級政府與社會組織、各級政府與企業(yè)組織以及政府、企業(yè)與社會組織之間在社會福利項目中的責任范圍與責任界限，做到財政優(yōu)先解決民眾的基本福利需求，同時發(fā)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培育并引導社會組織參與，形成財政負擔適中、各主體力量有機整合、公平而可持續(xù)的社會福利治理結構，為人類的社會福利事業(yè)貢獻中國模式。
綜上所述，復雜社會的治理之道應該是堅持對象與方法相一致的原則，以復雜邏輯應對復雜社會；在治理策略上，主張尊重多元、承認多樣，特殊性與普遍性相統(tǒng)一、多樣性和一致性相統(tǒng)一，這樣的“統(tǒng)一”和“一致”才有堅實穩(wěn)固的基礎，正如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它是“統(tǒng)一的”，但非“單一”，而是多樣性的統(tǒng)一，它由12項內容構成，是綜合性的復雜整體；在治理方法上，不搞“一刀切”“清一色”“一步到位”，而是因地制宜、與時俱進、因變而興。我們堅持復雜社會的治理之道，就能夠以中國智慧治理好復雜社會。
注釋
1、Talcott Parsons and Edward Shils，1951/2011, Toward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Nabu Press.
2、黃枝連：《論社會情境的結構形態(tài)及其變革處理》，《中國社會科學》，1987年第1期。
3、房寧：《國外社會治理經驗值得借鑒》，《紅旗文摘》，2015年第2期。
4、國家統(tǒng)計局：《中國統(tǒng)計年鑒2014》，北京：中國統(tǒng)計出版社，2015年。
5、列寧：《列寧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77頁。
6、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生育制度》，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28頁。
7、《道德經》，參見任繼愈：《老子繹讀》，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第56頁。
8、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生育制度》，第26頁。
9、［美］霍華德·威亞爾達：《民主與民主化比較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171頁。
10、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光明日報》，2015年9月29日。
11、［美］L·懷特：《文化的科學》，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6頁。
12、習近平：《在中國國際友好大會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成立60周年紀念活動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5月16日第1版。
13、［美］保羅·皮爾遜：《拆散福利國家：里根、撒切爾和緊縮經濟學》，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公司，2007年，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