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雙重標準”根源
馬克思說過，“當舊制度本身還相信而且也應當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時候，它的歷史是悲劇性的”。[4]西方“雙重標準”造成的國際政治悲劇，折射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擴張性和掠奪性，暴露了西方文化的虛偽、自私和自以為是。
西方固有的思維是“要么你和我們一樣，否則你就是在反對我們”。這種二元對立思維在歐洲更表現(xiàn)為對內推崇多樣性，對外推廣普世性的雙重標準；在美國表現(xiàn)為對內民主、對外專制的分離。西方人將世界分成支離破碎的部分，而非整體思維觀，并養(yǎng)成征服對立面的傳統(tǒng)，對不能征服的對象則妖魔化之，并公然賦予這種征服以道德的涵義。“中國威脅論”“妖魔中國論”，即源于此。
（一）美國的雙重標準：皈依—不能皈依。“在美國，任何一種見解，任何一種習慣，任何一項法律，而且我敢說任何一個事件，都不難從這個國家的起源當中找到解釋。”[5]美國的“雙重標準”源于其立國、西進運動時形成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廣義指美國人民命中注定是建立樣板社會的“上帝的選民”，狹義指19世紀40年代和50年代美國擴張主義者宣揚的美國領土不斷擴張是天命注定的思想。后一含義最初指對得克薩斯州的兼并，但不久又用于美國與英國對俄勒岡州的爭端，用于因墨西哥戰(zhàn)爭和美西戰(zhàn)爭而產生的領土兼并意圖。該名詞首先由奧沙立文1845年7月在紐約《民主評論》的一篇文章中提出。[6]同時還有美國進入霸權階段后不斷強化的“美國例外論”，是指那些把美國和其他國家區(qū)別開來的顯著特征。它們包括美國擁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會價值、它獨特的歷史軌跡、諸制憲結構的特異性，以及它們影響決策的方式。美國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在《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書中指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信念”（creed）上的國家，這包括自由、平等、個人主義、平民主義和市場經濟等一整套美國價值觀。因此“成為一個美國人”不是出生的問題，而是對理念的承諾。[7]
美國塑造自己的神話可追溯到17世紀初歐洲第一批清教移民來到北美荒原的那一刻。典型的是美國牧師約翰·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的話：“我們將成為山顛之城（City upon a Hill），全世界人民的眼光都在注視著我們；因此，如果我們在實現(xiàn)這一事業(yè)的過程中辜負了我們的上帝，致使上帝不再像今天這樣幫助我們，那么，我們終將只給人們留下一個故事并成為全世界的笑柄。”
在這種宗教“非黑即白”“替天行道”的錯誤思想指導下，在外交政策上美國的“例外主義”不但是一個神話（myth），而且是一個危險的神話，因為它建立在四個不正確的論題上：
1.美國政府在道德上和政治上優(yōu)于其他政府。
2.美國對世界和平及繁榮是不可缺少的。
3.為了美國國家利益，其他國家須配合美國政策。
4.如果有任何國家拒絕配合，美國在道德上有權去經濟制裁和武力干涉。
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揭示到，“因為美國人不喜歡權力政治，所以在公開場合他們常常以自由主義的口吻談論美國的外交政策。政策精英的言辭也涂上了濃重的樂觀主義和道德主義色彩。美國學術界特別擅長提升思想市場中的自由主義成分。然而關起門來，籌劃國家安全政策的精英們卻滿口權力語言，而并非任何法則；在國際體系中，美國也在按現(xiàn)實主義邏輯行事。實質上，他們的公開言論與美國外交政策的具體操作之間存在明顯的鴻溝”。[8]
（二）歐洲的雙重標準：殖民—非殖民。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指出，“如果人們以為揭開了蒙在歐洲真正本源屬性上的面紗，那其實同時也會遮蔽相反的也屬于歐洲的特性”，“如果說歐洲是法律的歐洲，那它也是強權的歐洲。如果說它是一個民主的歐洲，那它也是壓迫的歐洲。如果說它是風尚精神的歐洲，那它也是追逐物質的歐洲……”[9]
筆者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中發(fā)現(xiàn)，歐洲文明的多樣性給歐洲帶來無窮創(chuàng)造力的同時，也給其“雙重標準”埋下伏筆。開放而不包容、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進取與破壞相伴生，是海洋文明的三大“原罪”，亦為歐洲“雙重標準”的緣由。
開放而不包容，源于海洋文明二元論思維。一方面，海洋文明從經濟、人口、思想、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開放，不斷從“異質文化”汲取營養(yǎng)；另一方面，海洋文明不斷制造“異質文明”的假說，通過征服、擴張乃至殖民，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美國海上霸權，繼承了歐洲海上文明擴張的衣缽，將海洋文明張揚的個性發(fā)揮到極致。
對內多元與對外普世的“雙重標準”，源于海洋文明的島嶼基因。宙斯化身為公牛把歐羅巴擄走的傳說，為該基因披上了神話的色彩。此海洋文明的多樣性是對歐羅巴大陸說的，其余大陸都應被普世海水淹沒。高于海平面的是“我的”文化，其由競爭形成，多元一體，并通過海洋傳播至全球，讓“他者”皈依而成為“普世價值”。海洋文明的活力就在于文化的多元性，而“普世價值”為文明擴張披上合法性外衣。
進取與破壞相伴生，源于海洋文明的宗教倫理。海洋文明對自然、對他者的控制欲，既帶來了科技創(chuàng)新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也帶來了對自然和其他文明的破壞。征服海洋，而非敬畏自然，一方面培養(yǎng)和激發(fā)了人的創(chuàng)新和進取精神，另一方面也遭到了自然界的懲罰。[10]
梁鶴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中指出，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對生命和生活的看法。歸納起來只有兩條：生命的意識可從猶太和基督的教義去了解；生活的素質可從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去了解。猶太之神的權威和基督之神的慈愛使西方人有了超越個人價值的生命意義。希臘的理性和羅馬的秩序為西方人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苦與樂立下標準。[11]
西方的治理觀，本質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張揚，反映了其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所謂發(fā)展政治或現(xiàn)代化政治的一種變體，是民主話語的意識形態(tài)化。對于西方國家來說，良好的治理就意味著發(fā)達民主制度的建立。按照其邏輯，世界不同區(qū)域的問題根源就在于所謂“專制國家”，甚至是一些“流氓國家”和“失敗國家”，而解決問題的方案就是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制度，傳播新自由主義的“福音”。這是國際政治中西方“雙重標準”的來源，造成了世界亂象叢生。殊不知，世界的問題主要不在于其他國家的無能，而在于某些大國的自私自利和自以為是。
如何界定“自己”與“他人”是催生“普世主義”的核心問題，是理解“普世價值”的關鍵。“普世觀念”發(fā)軔于基督教擴張時期?；浇瘫緛硎仟q太人的宗教，基督耶穌也被稱為“以色列的救主”。在基督教傳播初期，種族的界限成為它向外傳播和擴張的一個重要障礙。根據《馬太福音》所述，耶穌基督由上帝所遣，來以色列拯救迷失的羔羊。一些居住在猶太地區(qū)（Judaea，現(xiàn)以色列南部地區(qū)）的非猶太人希望皈依基督，是否接受非猶太人受洗在猶太人中間引起了極大爭論。與此同時，一些出生在塞浦路斯（希臘語Κ?προς）和昔蘭尼（希臘語Κυρ?νη，英語Cyrene，今利比亞境內）的猶太人用希臘語在安提克傳教，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們把耶穌基督稱為“主，耶穌”而非“以色列的救主”，[12]從而為非猶太人的皈依打開方便之門。正是由于這些“去猶太化”的努力，基督教得以在地域廣闊、民族眾多的羅馬帝國內部廣泛傳播開來。
如何破解西方“雙重標準”？
西方在國際輿論上固守的“雙重標準”導致國際規(guī)則不斷遭受破壞，西方在外交實踐上的“雙重標準”以美國盟友-非美國盟友分野，還常常打著“國際社會”的幌子干涉他國內政，策劃、發(fā)動顏色革命，造成國際局勢動蕩不已，尤其在特別推崇公平正義的中東地區(qū)。
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當今世界之痛，源于“不通”，根子在于“分”。傳統(tǒng)中國文化儒道釋并存，儒家強調“和而不同”，道家強調“陰陽和諧”，釋家強調“眾緣和合”，均體現(xiàn)“和合”。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xiàn)“和”，“一帶一路”實現(xiàn)“合”，成為中國提出的兩大核心倡議，成為回答時代之問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為新時代中國公共外交鑄魂、固基。這是超越西方“雙重標準”的根本理念。
傳統(tǒng)中國文化認為，有四種力量境界：諸道同源之理，萬法歸一之道，綱舉目張之法，提綱挈領之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亟需破除西方“雙重標準”，可從以下四方面著手：
破除西方“雙重標準”之道，在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還原世界多樣性；超越自我（us）與他者（others）。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yōu)越，即，超越異（diversity）與同（unity）。尤其是超越基督教的“皈依—妖魔”、“容忍（tolerance）—反對”二分法，而代以“欣賞（appreciation）”。費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是消除西方“雙重標準”的根本之道。
破除西方“雙重標準”之理，在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一律平等，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積極發(fā)展全球伙伴關系，維護全球戰(zhàn)略穩(wěn)定，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堅持通過對話協(xié)商、以和平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難點問題，反對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
破除西方“雙重標準”之法，在于弘揚國際法的公平正義，反對霸權主義，告別“西方中心論”，推動世界多極化。國際法既包括傳統(tǒng)國際法，也包括國際規(guī)則。推動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破除西方國際話語霸權。
破除西方“雙重標準”之術，在于創(chuàng)新與合作。類似區(qū)塊鏈技術、萬物互聯(lián)模式、人工智能涌現(xiàn)，正在削減中心-邊緣體系；在工業(yè)革命轉向信息革命、數字革命的過程中，第一次出現(xiàn)非西方力量參與并引領的現(xiàn)象。以往技術革命都是在西方內部循環(huán)，最后皆被美國收編為盟友，如今中國打破了這一循環(huán)，不僅成為工業(yè)革命與全球化贏家，建立獨立完整的工業(yè)體系，生產四分之一全球工業(yè)產值，且參與引領信息-數字革命。于是出現(xiàn)美國舉全球霸權之力打壓中國一家私人公司的現(xiàn)象。美國對中國和平發(fā)展的前景感到恐懼，借此對華發(fā)起打壓，采取發(fā)動貿易戰(zhàn)、科技戰(zhàn)、金融戰(zhàn)等方式，阻遏中國良好發(fā)展態(tài)勢，同時鼓吹“文明沖突論”，企圖把西方國家捆綁在美國的戰(zhàn)車上對抗中國，美國還大力推行所謂經濟脫鉤、科技脫鉤，阻斷兩國產業(yè)鏈聯(lián)系，國際輿論對中美可能出現(xiàn)的“新冷戰(zhàn)”感到擔憂。
